郭永军：一片慈祥照我心——深切怀念苗永明老主委

编者按

今年4月8日是全国政协第六届、七届、八届、九届委员会委员，山东省政协第六届、七届、八届委员会副主席，民进第八届、九届、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民进山东省第一届、二届、三届委员会主任委员，山东师范大学原数学系教授苗永明同志诞辰94周年纪念日。苗永明同志经历了解放前到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亲身参与了我们国家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社会实践，他忠于国家，忠于人民，踔厉奋发，成绩显著，他亲身参与了中国民主促进会山东省委员会省级组织的创建工作，长期担任山东省民主党派的主要负责人，为多党合作事业栉风沐雨，为国家富强民主事业付出了艰辛努力。“山东民进”微公号特刊发一组文章，以表纪念。

苗老（左）与作者（右）

2023年1月3日下午两点，我突然接到民进省委会电话，说苗老于上午十点在千佛山医院逝世。放下电话，我一个人静静呆坐了许久，苗主委慈祥的面容定格在我眼前，不觉泪水湿润了眼帘。

讣告发出后，许多老领导老同志打来电话，通过我问询治丧、表达慰问，我也主动给一些同志打电话告知情况。在电话里，大家表达对苗老的深厚感情，哀思难尽。“为人厚道”“重情重义”“可敬的长者”是大家对苗老的共同评价。有的同志说，“那个时候，正是因为有了苗主委我们才是带着感情在工作”，也有的说他“本质上是一位知识分子”，说他“虚怀若谷，有大家风范，是一个纯粹的人，一个高尚的人”等等。由于疫情原因，我们不能前去为苗老献上鲜花，作最后的送别，只能这样以默默的方式表达深切的哀悼。

我第一次见到苗主委是近30年前的一次民进支部会议上。那是我第一次参加民进的活动，记得会议是在当时的山师招待所召开的。那时我是山东师范大学的一个普通教师，刚刚30岁出头，才入会不久，对民进情况知之甚少，根本就不了解民进都有哪些领导哪些会员。当有人向苗主委和冯中一先生介绍我时，我并不知道他们是谁，只是感觉他们都是为人厚重笃实的老知识分子，是慈祥的长者，他们和其他老会员都对我十分热情，满是期待，好像对我早就熟悉似的。后来我才弄明白，当时冯中一先生(注：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文艺评论家，时任民进省委副主委、省人大常委，后来不久任省作协主席。)是民进山师支部主任，苗主委是省政协副主席、民进省委主委，他是山师数学系教授，组织关系在山师支部，他是作为普通会员参加支部组织生活的。后来我又参加了几次活动，感觉大家见面都十分亲切，气氛和谐，这里聚集了一些志士仁人，大家都想着为国家为社会做点什么，尤其是苗主委、冯先生他们一点官气也没有，这完全符合我对民主党派组织的期待。记得有一年教师节的时候，学校表彰了一批优秀教师，我数了数，民进会员竟占了一半，而民进会员当时在全校教职工的占比还不到2%，我深以民进为荣。就这样，我渐渐形成了对民进朴素的印象和感情。

后来，我参与了民进的一些工作，但见到苗主委都是在会议场合。他德高望重，讲话睿智、风趣，走到哪里都深受大家爱戴，我作为一名年轻的普通会员，自然是“远而敬之”。直到有一天(大约在95、96年)，他约我到他家里去谈心，我们才有了单独的近距离接触。那时他还住在山师旧宿舍，记的是在一层，住房面积不大，室内陈设也比较简单。他的视力已经很差了，好像是在计划到北京做治疗。尽管苗主委平易近人，但我当时心里多少还是有些紧张，见面时也有点拘谨。谈的具体内容记不清了，只记得苗主委和蔼、坦诚，是在作为长辈、老师关心我的成长。那次我发现，苗主委对消极腐败现象和左的做法深恶痛绝，对一切进步的事业都是满腔热情，用今天的话来讲，他满身都是正能量。短暂的交流即让我有一种心连心的感觉。

2001年6月民进中央副主席邓伟志应苗老之邀为山东民进书画展题词

此后多年，我感觉自己一直是工作、成长在苗主委关注、关怀和期待的目光里。有一年，我写了一篇关于精神文明的文章参加民进中央征文活动被选中，并代表山东民进去北京参加民进全国会议作大会交流发言。苗主委十分高兴，会前他特别向我介绍了会中央的有关情况有关领导，会后还专门听取了我的汇报。有一年王秀君同志(注：后来曾担任两届省委会副主委)到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习归来，山师支部请他到山师面向全体师生作了关于中美关系和国际关系的报告，因报告精彩又被邀请给全校干部做了专场，一时轰动;有一年民进中央副主席邓伟志先生来山东，山师支部请他到山师面向全体师生作了关于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报告。这个过程中，苗主委不仅对我们进行工作指导，还尽量安排我参与各项接待活动，他说那不是吃饭，是交流。省委会成立参政议政专委会，安排我当副主任，他鼓励我多多参与工作，为我取得的每一点成绩而欢欣。后来他到全国政协开会带回的文件资料，也特地让我拿去阅读。他还让我参与了个别座谈会发言稿的起草工作。2001年我参加了省里组织的“一推双考”干部选拨，在笔试中我以优异成绩入围，苗主委得知后特别高兴，寄予厚望。但后来在面试时却出了意外，没能胜出。当时，苗主委正在北京开会，据随同的同志回来讲，苗主委听到这一消息甚是遗憾，眼圈儿都红了。今天想来，我之所以对民进工作能有深度参与，后来还调到民进省委从事专职会务工作，苗主委是我最主要的引路人。

苗主委关爱的当然不只是我一人，而是一大批青年骨干会员。那时，提起各地各支部的会员，可以说他如数家珍一般，像是心中有一份长长的人才名单，他为这些同志的每一点成就、每一步成长而由衷欣喜。有一年，为了加强与青年骨干会员的联系，他让省委会专门组织了一场座谈会，记得是在山师招待所安排餐叙，参加会议的十几个省直会员多是30来岁，这些同志后来都成了我省民进各级组织的领导成员。许多会员至今还珍藏着与苗主委交往的记忆，据王凤山同志(注：后来曾担任过三届省委会副主委)回忆，当年他出国留学前夕，苗主委专门派车把他接到家中，摆上茶水、水果和干果为他送行，表达殷切祝愿和期待，那时王凤山同志也只是一名刚入会一年多的普通青年会员。我明显感觉到，苗主委有一种求贤若渴、爱才心切的心情。有一次机关调进一名年轻干部，听了条件介绍他十分满意，感叹道“可有人才啦!”喜悦心情溢于言表。我将调到省委会时，他向我介绍了许多同志，嘱咐我们新一届班子要发挥好这些同志的作用。还向我交代一件事，说是淄博市有一位青年教师，非常优秀，出国留学去了，那是淄博市老主委吴运康看好的人才，要我盯着发展这位同志入会。若干年后这位同志真的入了会，并且当了市委会主委。这些年我常说“发展一个好会员能高兴好几天”，其实这句话是源自当年对苗主委的写照。他还介绍了几位无党派人士，建议聘请他们担任我们的参政议政顾问。这些顾问中有的后来加入到民进队伍、担任了省委会主要领导。

我到省委会从事专职会务工作多年后，有一次闲聊时我问起苗主委：“当年咱民进那么多人，您怎么就关注到我这么个一介书生了呢?”他的回答是：“都是王君瑞他们老是在我面前夸你!”王君瑞老师是那时的山师支部主任，她是在冯中一先生去世后接任这一职务的，她热心、负责，无私奉献，团结带领大家做了许多工作，20多年过去了，到今天仍然可以说民进基层组织负责人的楷模。如今回过头去看，我只是参与了一些工作，实在算不了什么，却得到会内各位领导、长辈的热情鼓励。那时候的氛围就是这样，老一辈都在渴望我们民进快出人才，冯中一先生偶尔在一份学术刊物上见到我的文章，见面也要鼓励一番;查国华先生(注：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茅盾文学研究专家，曾任济南市政协副主席，民进济南市委副主委。)见到我也总是聊上几句，关心、爱护、期待都写在脸上。我们就是在这样一群“贵人”的呵护、提携下成长起来的，而苗主委无疑就是这个“贵人团”的团长。

省委会主委栾新、原主委骆宝臻等看望苗老

苗主委很谦逊，这些年来他曾多次对我们后来几届领导班子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他说：“你们比我们那个时候做的好，那时候也想做好，只是不大懂得怎么做。”其实，对以苗主委为代表的老一辈的奠基之功，我们这些后来者最有体会了。苗主委是第一、二、三届民进省委会主委，那个时候条件有限，白手起家，创业艰难，不知有多少事情需要去摸索着干，做的多是“从0到1”的工作。那几届省委会花了十来年的功夫就把全省民进的组织框架搭建起来了，在13个地市建立起组织，其中有9个市委会，在一些大的高校都建立起省直支部。我们最清楚，后来再去建立市级组织就难了。20多年来，省委会的主要干部和骨干会员绝大多数都是那个时候发展的会员。我们后面几届所做的工作，不过是在苗主委他们打的地基上继续垒墙而已。

苗主委他们老一辈的奠基之功，更为重要的是给我们的组织文化铺染了一个好的底色。他们的人格、精神、工作作风，是我们山东民进优良传统的源头，他们的风范故事、美谈佳话是留给民进文化这个“大火锅”的底料。平时我们常说，我们民进是“老实党”，是“和谐民进”“快乐民进”，是“有情有义的温暖的大家庭”，这种文化是从哪里来的?是从以苗主委为代表的老一辈民进人开始的。从省委会领导班子层面来看，那时虽然也难免有工作上的矛盾分歧，但大家是民主的平等的同志关系，没有拉拉扯扯没有吹吹拍拍没有帮派没有摆谱官气一言堂等现象。苗主委是一个十分讲原则的人，和他关系再熟，不该说的话从来不说。省委会把我列为秘书长人选应该不是一时起意，但苗主委只是放在心里，对我从未提及，只是到了组织上需要落实我个人意愿的时候，他才专门找我谈话把话说开。对于一些重大人事安排，他总是守口如瓶。这为我以后的工作树立了学习的楷模。

熟悉苗主委的人都知道，他博闻强记，内心积淀着丰厚的人文精神。有时我在暗暗感叹，苗主委是一位从事数学专业的教授，身上却有一种人文大家的气象，这跟他名门家庭背景有关?还是他齐鲁大学学养功底的缘故?以我的接触理解，他的人格特质、思想精神，主要不是来自书卷、来自专业，而是时代熔炉里淬炼出来的。他经历过旧社会的国破家难、战乱流离，经历过新中国的翻天覆地，经历过“文革”的内乱折腾，经历过新时期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作为一位具有深深的家国情怀、坚定的百姓立场、时刻站在时代前列的老知识分子，他最懂得拥护什么反对什么珍惜什么崇尚什么。他的思想精神不是专业知识，而是他的生命本身。他视力不好，可以说是在黑暗中生活了几十年，但却始终保持着乐观的情绪，我想这与他的内心丰富、心地光明不无关系。在他八十寿辰时省委会送他一个刻盘，上面刻着孔子的“智者乐，仁者寿”，如今想来，这几个字作为对他的精神写照最恰切不过了。

每次交流，苗主委都有讲不完的故事，这些故事承载着他的思想精神。国家领导人习仲勋、胡耀邦以及当时的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等，是他那时常提到的名字，讲述他们的故事，表达的是对实事求是精神和民主作风的崇尚和致敬，对改革开放的热诚支持。他经常带着由衷的崇敬讲叶圣老、雷大姐、赵普老的高风亮节、虚怀若谷，讲他们爱国、民主、团结、求实作风的细节体现。可惜当时我没把这些故事记下来。记得他多次提到叶圣陶先生在一次会议上痛批腐败时所讲的话：“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叶圣陶先生引用《大学》里的这句话，对于自己的同志是教育，对于一些腐败分子则是抗议和声讨。在后来的接触中，我们也时而听到苗主委深情回忆起和党内一些领导同志的交往，印象最深的是他和周振兴同志的友谊。他常提到周振兴同志当年在菏泽如何率先搞起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如何亲民，在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部长位置上如何真心实意地尊重民主党派，如何与民主党派人士交朋友，如何体现肝胆相照等等。我感觉到，苗主委心中像是有一部厚厚的他自己编撰的“《春秋》”。

我到省委会工作这些年来，无论走到哪里，民进的老同志见面总要问起苗主委，让我转达诚挚问候。苗主委也常提起他们，不忘多年情谊。那些年每到逢年过节，他常提醒我们不要忘记去看望那些为民进做出贡献的同志，似乎他心中有一份长长的名单。前不久我和他爱人邵老师谈到此事，邵老师说：“老苗常说他就是一个当老师的，能干到这样多亏了大家帮助支持。”如今我从专职岗位上退下来了，对那些为民进做出贡献的会员，总有一种无以为报的心理，这时我对苗主委当年的嘱托也有更深切的理解。

最近几年，由于健康原因苗主委一直住在泰安疗养院。疫情阻隔，我们不便前去看望，只能电话里表达问候。记得去年春节前，我打电话去拜年，是邵老师接的电话。到了大年初二，我在老家里接到苗主委电话，他老人家向我们全家表达新年祝福，并讲了许多对我们的工作表示肯定和鼓励的话。按照过去“爱厂如家”“爱社如家”的说法，苗主委是真正的“爱会如家”，他一直把民进的事当做自己家的事，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这么多年一直在为民进事业每一步发展而欢欣鼓舞，为我们这些晚辈后生的每一点进步而由衷高兴。在电话里，他思维敏捷，思路清晰，一点儿也听不出年迈老态，这么大年纪了还能和我们正常交流，真是令人感到庆幸和心慰，此刻我记起蔡达峰主席来济南看望老会员时说的话：“您的健在是我们民进的福分”。

此后，我和苗主委又有过几次联系，都是邵老师接的电话，我总以为以后有的是机会当面交谈，听他老人家讲那过去的事情，不曾想上个春节犹在耳畔的电话交谈，竟成永诀。

敬爱的苗老带着安详的笑意走了，他那慈祥的面容如日月高悬，永照我心。

（作者系 山东省人民政府参事、民进山东省委一级巡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