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商，中国真正的商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体乃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儒家重“仁”，“仁者爱人”。儒家重“义”，但不否定“利”，只是要摆对义和利的关系，不取不义之财。孔子就说过：“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述而》）。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王阳明在《大学向》中说：“商贾虽终日作买卖，不害其为圣贤”“其归要在有益于生人之道”，即是否有利于人民乃至人类社会。

中国历史上的儒商，史书上记载很多，略举数例：

子贡（端木赐）：春秋时卫国人。32岁起在鲁国做了八年官，投于孔子门下。学成后一度在卫国做官，但主要是从商。他才思敏捷，善于捕捉商机，他的财富可与国君分庭抗礼。他认为孔子之贤“日月也”“无得而逾焉”“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论语·子张》。孔子去世，他守丧六年，本来按常规守丧三年即可。太史公在《史记》中说：“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势而益彰者乎”。孔子言道，子贡言商，只有儒商的结合才能相得益彰，布扬天下。

弦高：春秋时郑国商人。秦穆公派军队奔袭郑国，当时，郑国国君郑文公刚刚去世，正在举丧，毫无觉察。弦高与奚施由郑国贩货去周，途遇秦师，急中生智，让奚施抄小路回郑报信，自己假称奉郑国君之命，挑选十二头肥牛前来犒劳秦师。秦师以为郑国已有准备而返师。郑穆公要重赏弦高，他谢绝不受。

白圭：战国时洛阳人。《史记，贷殖列传》中说他“趋时若猛兽骜鸟之发”，即能当机立断捕捉商机。他能“人弃我取，人取我予”。谷贱伤农时收购，求过于供时售出，从不过分抬价、压价，人称为“仁术”。他认为一个成功的商人，要具备“智、勇、仁、强”的素质，他还认为商人要有仁爱之心，不能不顾人民死活唯利是图，对这样的人，他是不会教他经营之术的。

历史上还有著名的徽商、晋商、浙商、苏商等等。

徽商——萌芽于东晋，明中叶后步入鼎盛，皖南山区，地少而贫瘠，外出经商，经营文房四宝和盐业瓷器等。他们“以诚待人，以信服人”“归市如流”。他们“贾而好儒”“贾服而儒行”。他们捐资办学，歙县大盐商鲍志道曾捐二千金修紫阳书院，又捐资八千金修山间书院。徽州书院之多，居全国之首，多为盐商所捐。皖派著名学者戴震即出身于徽商。他们认为“富不敌权，权可致富”。所以要捐资兴学，博取功后。《史记·货殖列传》为他们必读之书。明末徽商积资有达“百万者”，清乾隆年间曾多达千万计。他们为商人、地主、官僚的结合体，后因朝庭对盐政的改革及国外产品进入中国而走向衰落。

晋商——主要经营领域是金融。平遥的“日升昌”号全国各地有600多个分号，达及日本、朝鲜、东南亚、俄罗斯。太谷被称为中国的华尔街。每年汇兑金额达100万两至3800万两，实际上是民营的跨国银行。靠的是“诚”、“信”二字。但他们观念比较陈旧，赚了钱大量购买土地，兴建大家族居住的深宅大院，如迄今留下的乔家大院、王家大院，白银谷等，其规模堪比王宫。他们不能与时俱进，及时转向产业经济，而走向衰落。

浙商、苏商——他们兴建了近代化的棉纺厂、面粉厂、造船业等制造业。浙商中有宁波帮及后来兴起的温州帮等，宁波帮后在香港有很大发展，出了两个船王，其他如邵逸夫、王宽诚等，他们都捐资办学，支持学校文教活动，做出很大贡献。清华、北大等校有很多大楼都是企业家捐赠的。他们设立了各种基金，支持各种学术活动和人才培养。

晚清还有一位杰出的企业家郑观应，他祖籍广东中山，但在上海学商。他自己创办了轮船公司，却又关心时政，热心西学，主张变革以御外侮，批评详务派是“舍本图末”。“欲张国势”就必须改变专制制度即政治体制改革，广办学校培养人才，建立现代化的制造业。他做过汉阳铁厂总办、粤汉铁路总办和招商局总办，是一个有现代眼光，以国家利益为重的儒商，著有《盛世危言》《救时揭要》等书。